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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文学历史背景,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与中国

更新时间: 2023-07-18 17:01 作者: Web 点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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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开讲#文|焱月白编辑|焱月白前言

17和18世纪英国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学者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些研究是在一个特定的思想史语境中进行的,其中包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以及英国的殖民扩张。这些研究反映了当时英国学者的思考和观点,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本文将探讨17和18世纪英国汉学研究的历史背景、主要特点和影响。17和18世纪是英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领域,包括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和地理等方面。这些研究主要是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些思潮使得人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时,英国的殖民扩张也促进了对中国的研究,因为人们需要了解这个新的殖民地。这些研究的主要特点是注重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进行深入探究。这些研究对英国文化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英国人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一、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与“中国风尚”

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与“中国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时期,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人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中国风尚”,即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模仿和借鉴。

英国的汉学研究在这种“中国风尚”的推动下得以发展。在17世纪早期,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了解非常有限,主要是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和传教士传回来的信息。但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人们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在18世纪中期,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对中国的研究更加深入。英国汉学研究主要包括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和地理等方面。其中,文学方面的研究最为广泛和深入。英国学者开始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并对其进行评论和分析。这些作品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英国学者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本质。

在艺术方面,中国的绘画、陶瓷、丝绸和家具等艺术品被视为珍品,英国人开始收集和鉴赏这些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对英国的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绘画、陶瓷和家具风格被广泛地模仿和借鉴,形成了一种“中国风尚”。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与“中国风尚”密不可分。这种“中国风尚”促进了英国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了解和研究,同时也促进了英国的艺术和文化的发展。

二、17世纪的英国汉语研究

17世纪的英国汉语研究可以追溯到1625年,当时伦敦东印度公司聘请了一名中国传教士傅应泰来英国,他成为了英国最早的中国人。傅应泰的到来引起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他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标志着英国对中国的汉学研究正式开始。在17世纪初期,英国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最早的汉学家主要是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和传教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中国的基本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往往存在错误和偏见。因此,英国的汉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在这方面,英国汉学的开拓者之一是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他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人和翻译。他在160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语法》的书,这是英国最早的一本关于汉语语法的著作,对英国汉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后,英国的汉学研究逐渐深入,研究领域涉及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理等方面。在文学方面,英国学者开始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并进行研究和评论。这些作品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英国学者通过研究这些作品来了解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本质。

在历史方面,英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何建立王朝、治国理政、科举制度、农业、手工业等方面进行研究,以及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等。这些研究让英国学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宗教方面,英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儒教等,并尝试将其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和对话。这些研究促进了中西方宗教交流的发展,同时也使英国人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

在地理方面,英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地理和地理资源,如地形、气候、水利、农业等,以及中国的城市和交通系统。这些研究让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17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起步较早,但受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知识水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很多内容还存在不准确和偏见的情况。然而,这些早期的研究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英国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指导。

同时,17世纪也是“中国风尚”在英国兴起的时期。当时,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兴趣不断增加,一些英国人开始模仿中国的风格和习俗,这种现象被称为“中国风尚”。英国贵族和上层社会尤其喜欢使用中国瓷器、家具和服装等,这些物品成为了时尚和奢侈品,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追捧。

三、18世纪语言观念的转变和英国的汉语认知

18世纪是英国汉学研究的重要时期,也是英国语言观念发生转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英国汉学家开始将汉语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系统,并且对汉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英国人也开始认识到不同的语言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这一观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18世纪的英国汉学家们通过对汉语的研究,认识到汉语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语言的语言体系。他们发现,汉语是一种以词为基本单位的语言,而非以音节或字母为基本单位,这使得汉语的语法结构与欧洲语言有很大的不同。同时,汉语的语音系统也是与欧洲语言截然不同的。这些发现促进了英国人对汉语的深入研究,也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英国人对汉语的认知也在逐渐改变。以前,英国人对中国和汉语的认知主要来自于旅行家和传教士的描述,这些描述多半是片面和不准确的。但在18世纪,随着汉学家的研究深入,英国人开始更加客观地了解中国和汉语。他们开始学习汉语,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使得英国人对中国和汉语的认知更加全面和深入。在18世纪的英国,汉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研究对象,英国汉学研究的成果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同时,英国人对中国和汉语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和扩展,这为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17、18世纪英国汉学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17、18世纪是英国汉学研究的早期时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和注释上。英国汉学家主要将注意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和解读上,这些文学作品包括《诗经》、《论语》、《道德经》、《春秋》等。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诗经》的翻译和注释,因为这本书被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能够让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在翻译和注释这些古典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英国汉学家不仅要对中文进行准确的翻译,还要对中文中的文化背景、历史事件等进行解释,以便英国人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这些翻译和注释成为了英国人认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后来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在17、18世纪,英国汉学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戏剧、小说和诗歌等非古典文学作品。英国汉学家将中国的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带回国内,进行翻译和研究。这些作品中最为知名的是《红楼梦》和《西游记》,这两本书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英国汉学家在研究这些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不仅对中文进行了准确的翻译,还对其中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进行了解释,从而让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

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和注释上,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戏剧、小说和诗歌等非古典文学作品。这些翻译和注释让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为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五、17、18世纪英国汉学中的中国宗教和社会研究

17、18世纪是英国汉学研究的早期时期,英国汉学家对中国宗教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在宗教方面,英国汉学家主要研究了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受到了英国汉学家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英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重要参考。因此,英国汉学家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将儒家思想引入了英国的学术界。

此外,英国汉学家还对道教和佛教进行了研究。在研究道教方面,英国汉学家主要关注道教的哲学思想和修行方式;在研究佛教方面,英国汉学家主要关注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式。这些研究为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宗教提供了重要参考。在社会研究方面,英国汉学家主要关注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等。在政治制度方面,英国汉学家认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

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家对中国宗教和社会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英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宗教和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两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六、笔者认为

本文主要介绍了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包括英国学者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其中,17世纪的英国汉学主要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他们致力于学习汉语、翻译圣经,并尝试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到了18世纪,英国汉学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了文学、哲学和社会等多个领域,英国学者开始对中国的文化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同时,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学者开始对中国的经济进行研究,并将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引入英国市场。总的来说,17、18世纪的英国汉学研究对中英两国的交流和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后来的中英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之欧洲》(著者:许钧、钱林森),河南人民出版,1992。[2]《明清间入华耶会和中西文化交流》(著者:法安田朴谢),成都巴书社,1993。[3]《我看乾隆盛世》(著者:约翰·巴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4]《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著者:博克舍),中华书局,1990。[5]《柏朗嘉宾蒙古行记》(著者:柏朗嘉宾),中华书局,1985。[6]《马可波罗行纪》(著者:马可·波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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